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而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最新一个出现的摩天大楼是广州的白云绿地中心，6月10日，这个由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投资30亿元的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四年后，一座200米高的5A超甲级国际化写字楼将成为广州市白云区的新地标。“在我们公司，这已经不算是大项目了。”绿地集团的副总裁许敬说。

领导就是喜欢“高”。

许敬告诉笔者，“地方政府很欣赏我们的这些超高层项目。”

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上海陆家嘴为代表兴起的第一轮摩天楼热中，多由政府直接接洽摩天楼的建设。时至今日，由政府立项，开发商投建摩天楼项目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

“地方政府依然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摩天大楼的高度、外形都必须要通过地方规划局的审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匡晓明说，“这种地标性建筑尤其要符合领导口味”。

领导们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就是：高。

SOM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上世纪末就曾设计出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该所中国区总监周学望回忆，当时接洽官员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88层”。

事实上，当年上海金茂建造时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再花100万，在顶上加个塔，夺个世界第一？决策者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第一永远是相对的。

而随着近年来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摩天大楼项目激增，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更趋于明确：世界最高可以没有，区域最高必须有。

比如，大连东港商务区拟建518米的东北第一高楼；昆明东风广场拟建456米的云南第一高楼；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已动工兴建，湖北第一在握，世界第四在望。

从数字上不难发现，在这一轮的摩天楼高潮中，不差钱，不差高度，也同样不差“吉利”。

“有的城市还提出希望建筑高度可以和市长的生日相吻合。”周学望说。

摩天建筑的高度“是有秘密的”。

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吴程涛说，讨论摩天高度，唯一的标准是基坑，因为“基坑落实了，意味着实体高度不能再变了”。“有些城市就会等到其他城市的基坑落实后再临时变规划，这样另一个城市就没办法。”吴程涛说。

当然，“增高”并非只此一招。更为通用的“增高”手段是天线。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高度是646米，“小胜”规划高度为632米的上海中心。但刨除天线后的屋顶高度则只有588米，实体高度远不如上海中心。

研究报告发布后，吴程涛接到了不少电话，其中很主流的一种声音就是“你算漏了几座，如果算上这几座，我们城市摩天大楼的排名就会高上去不少”。但事实上，很多高楼的“排名梦”总是在你追我赶之间“计划赶不上变化”。

450米的南京紫峰大厦，原计划能成为“第二高楼”，结果2005年破土时变成了世界第5，等到2010年开业时便滑落成了世界第7，如果5年后国内所有摩天大楼再来个大排行，紫峰能否成为“中国前10”都成了问题。

不过有趣的是，城市摩天地标之间的比高，也有被“令行禁止”的时候。作为业界公认的“超高层建筑领域第一巨头”，上海绿地集团于2010年完成了对南京紫峰大厦的建设，但高度并未超过当时排在第一的上海金融中心。而其目前正在建设的武汉绿地中心，规划高度606米，也并未凌驾于同样在建设中的规划高度为632米的上海中心。“作为上海的大国企，我们肯定不会建超过上海的建筑。”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笑言，“这时候只能做第二，不能做第一。”

设计师往往要屈从于长官意志。

关于摩天大楼，上海金茂大厦的主要设计者，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

周学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17年，他说，在SOM参与的众多项目中，政府官员通常拥有相同的愿景：即建造城市或区域最高楼。而周学望通常总要反问“是否已经就超高层建设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在他看来，随着超高层建筑的高度提高，其建造及维护成本会呈几何级数量增加，其维护成本以及租金也会大幅提高。“导致回报周期拉长，风险变高”，所以 “每一个决定都应该万分谨慎才对”。

有人曾这样形容建设和经营摩天大楼的高难度：“就如同把一条大街竖起来建设和管理。”为此，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周学望常常要花上一些时间来帮他们理解摩天大楼建造的合理性。目前在建的天津滨海新区CBD项目中，当地政府曾提出要造600米高的“地标”，SOM经过审慎研究提出，“600米高的建筑成本也许是100米至200米大楼的数倍”，经过一番沟通后，“地标”高度最终锁定在了450米。

“大牌设计师还可以抗争，本土的设计师往往要屈从于长官意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建筑设计师说。

“摩天热被忽视”。

在吴程涛看来，中国摩天大楼热“长期被人们忽视”。

在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比较：美国高度排名前50位的摩天大楼投资方中，仅有16座来自房地产或物业公司，其余34座主要来自零售、汽车等实体企业。而在中国内地前50位摩天大楼中，房地产企业作为投资方的数量高达31个，所占比例恰好与美国倒挂。

“以实体企业投资为主体的摩天大楼发展模式，意味着大楼建成后出租运营压力不大，企业自身就能消化很大一部分，而房地产企业开发的摩天大楼，则面临着建成后巨大的运营压力。”报告的论证专家之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师宋刚这样解释。

周学望认为，美国城市的摩天楼很多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着资本自发形成的商业力量”，而在中国，“这些地标更像是某个城市经济实力的象征”，“缺乏对城市配套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考量”。并且周学望认为，规划主导者们有时候一味追求速度。在美国，建成一座摩天大楼至少需要10～15年的时间，而在中国，通常只需要4～5年。

“过去在美国，一个建筑师一辈子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就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周学望说，“如今在中国，一个顶尖的设计师一年内就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 “某种程度上，这是建筑师的幸运，但坦白讲，在一些地方，建筑师、官员和开发商并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努力。”他补充道。

而吴程涛则更加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担忧，“要面子可以，但死要面子就变成了打肿脸充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