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3月25日晚，央视《面对面》栏目播出王澍访谈《一个建筑师的理想与现实》后。到底如何对待王澍与来自美国的普利兹克奖，《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呈现了一组观点截然不同的稿件，希望能让读者对之有更多思考。

前不久，中国的王澍先生获得了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据称，除了美籍华人贝聿铭曾获此奖，王澍是唯一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于是国内媒体立即予以热烈赞美，仿佛是中国人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中国建筑终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确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与诺奖一样，普利兹克奖背后也潜藏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战略。

正如我把以装置、行为、概念为主要形式的艺术称为“美国式艺术”，这种以楞形-硬边-非装饰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主义风格”，其实是一种“美国式建筑”。

“美国式艺术”的祖师爷是法国人杜尚。“美国式建筑”的祖师爷也不是美国人，而是瑞士人勒柯布西埃等人。但，就像美国人在杜尚“装置”日常物品的道路上推出了美国波普艺术，随后以“当代艺术”之名推向全世界，美国人也把勒·柯布西埃等人开创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命名为“现代建筑”，然后推向全世界，形成所谓“国际主义风格”。

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的大奖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艺术——所谓“当代艺术”，普利兹克奖则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建筑——所谓“现代建筑”。这些“现代”“当代”“国际”的名词，背后都躲着美国。美国正是通过这三个冠冕堂皇的名词，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操控了世界“艺术”和“建筑”的主导权。

美国本来是文化的沙漠，艺术的沙漠。与欧洲相比，美国人品位相对粗俗，崇尚欧洲文化艺术的精美，但二战后，为了控制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导权，与前苏联对抗，美国硬是把粗俗、简单、大众的东西，命名为“当代艺术”，加以神话，并在金融市场天价炒作。美国人也把形式简单、常常像小儿搭积木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奉为“现代建筑”，大力宣传、推广，并加以奖励。

美国式艺术和美国式建筑，都以否定欧洲艺术和建筑的精美为标志。

楞形建筑的反建筑小儿搭积木战胜了“建筑美术”，简单战胜了精致，粗陋战胜了文化！

正如杜尚的“作品”小便池，玩日常物品，是一种“反美术”，勒柯布西埃开创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也可谓某种“反建筑”。

为什么“反建筑”？

从远古以来，人类为抵御自然的风雨日晒而建造的建筑，大都是三角坡面屋顶或圆穹顶。即便在干旱少雨雪的地区有平屋顶的，也非直棱直角，而是造型丰富多变。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都有装饰，就像人们装饰一件生活用品一样，因为人类有装饰自己生活空间和生活用品的天性。这也是文化和文明的本义。

中文里的“文”字，来源于甲骨文里的“纹”字，即“装饰”的意思。所以可以说，文化和文明，就是“装饰”本身。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一种自然之上的“装饰”。

而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论祖师爷阿道夫·卢斯公然宣告“装饰是一种罪恶”，摒弃在建筑中使用一切装饰性的因素。勒柯布西埃也有名言：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把工业机械的概念引入建筑。他们以工业化的“功能”的名义，提倡直棱直角的“楞形”，实践上得到德国包豪斯学院工业设计的支持。

二战后，美国出于独立于欧洲的文化战略，接受了这种楞形建筑，并将其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美国“现代主义”楞形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设计的纽约西格拉姆大厦，还有纽约联合国大厦，可谓这种“现代主义”楞形建筑的典型。装饰退尽之后，只剩“木四方”的楞形。光秃秃，直愣愣。

这样一种“楞形”建筑，与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建筑都截然相反，抛弃了装饰或“文饰”，难道不可以称之为“反建筑”？

古希腊建筑虽然有三角形和矩形，但带有丰富的装饰。正是这些建筑装饰，构成了古希腊艺术的精华。中国的天安门，端庄、整体，也不露声色地带有装饰。屋檐带有浅浅的弧线，没有直愣愣的“木四方”。中国江南民居的屋顶，也充满装饰，还有雕梁画栋。福建广东民居的雕饰，甚至显得有些太过繁复。即使今天的江南农村建房已不兴雕饰，但我在某些村庄动情地看到，村里每个房顶屋脊的两端，仍然翘起两个瓦片弧形人类的“装饰本能”啊！

而西格拉姆大厦和联合国大厦这样的标准楞形，都是硬硬的直线和楞楞的直角，毫无装饰。

除了地平线或海平线，直线在自然中几乎不存在。直线更多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显现，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热烈赞美直线。所以，直线以及直线对自然的切割，也代表了人类的虚妄，一种“反自然”的人类标记。

这种直线的切割，美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硬边”，甚至专门炒出一个“硬边绘画”或“硬边艺术”。这种直角四方的“楞形”，美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极简主义”艺术。看看贾德的“极简”矩形体和勒维特方格形，都是标准的“楞形”艺术。

许多美国艺术批评家坚称“极简主义”是真正的“美国艺术”。他们认为，别的东西都有欧洲渊源，只有极简主义才是真正的美国货。这种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极简”楞形还是有欧洲的渊源（包豪斯），但确实是美国人把这种“极简”楞形奉为神圣，推到艺术的高度。

只要不是瞎子，人们都会看到“现代主义”楞形建筑，与美国“极简主义”楞形块体，有明显的关联。

西格拉姆大厦和联合国大厦，可以说是贾德“极简主义”矩形体的放大。我之所以把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称为美国式建筑，部分理由正在于此。

当然，所谓“现代建筑”中，少数情况也有弧线和不规则的几何形。但这些弧线和几何形也都是坚硬、人为的，与自然没有关联，却与美国倡扬的抽象绘画和抽象雕塑密切关联，是其立体化的放大，可谓某种“抽象建筑”。

但，正如西方几何抽象画，如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等人的画，任你把几何图形翻来倒去，总显得单调、冷漠。把几何抽象图形立体化，放大成抽象雕塑和抽象建筑，也呈现同样的单调、冷漠、空洞。

无视“人的尺度”

浏览一下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大部分是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风格的建筑。除了个别得主的少数作品，大部分可谓平庸、单调，甚至恶俗，只是符合楞形-硬边-非装饰的标准。

获奖者、美国建筑师盖里的“解构主义”建筑，主要风格好像卷曲的铁皮，一片片乱堆起来，实在形同一堆垃圾。建筑的本义是“建构”，他却标举“解构”的概念，只是为垃圾诡辩。获奖者、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就是一座“双膝跪地”的歪门斜楼（就像众多“当代艺术家”都没有进过美术学院，这位获“世界”建筑大奖的仁兄也没有受过专业建筑训练）。获奖者、法国的让努维尔设计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被法国人讥讽为“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四座玻璃塔楼根本不适宜于用来藏书，完全不实用。另一位获奖者、巴西人尼迈耶，主持设计了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以及巴西议会和大教堂，建筑形式非常概念化，城市空间非人性化，结果巴西人宁愿住破旧老城，也不愿住到“现代”新城，出现了所谓“巴西利亚综合征”，也称“巴西利亚症候群”。巴西老百姓用脚投了普奖得主作品的反对票。

这样的建筑和城市空间，从空中鸟瞰，或从照片、效果图上看，常常显得“宏伟”，但，正如丹麦批评家扬·盖尔所批评的那样，恰恰无视了“人的尺度”（见《Cities for People》），极其非人性化。

普奖得主们的作品中，愣头愣脑，秃头秃脑，头重脚轻，尖嘴利牙，出筋露骨，歪七斜八，危若叠卵……应有尽有。

中国“现代建筑”的卫道士们马上会指责我，凭什么如此低评这些普奖得主的作品？

我想说，英美文化里唯一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借鉴的，是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那些学法律的“精英”都通通靠边站，相反是请出一些普通老百姓，随机抽样，任意从普通人中间选出代表，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常识来判定此人是否有罪。在中国，我们应该像英美陪审团那样让普通百姓来判断一个建筑是否美观好看，值得赞赏还是很糟糕。北京老百姓对央视大楼已作出了判定，称其为“大裤衩”。多么精准的形容！不管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库哈斯怎么忽悠，中国老百姓已经对普利兹克奖推崇的建筑投了反对票。

千万不要忽视老百姓的眼光。社会百姓才最具有常识。尊重社会百姓，就是尊重常识。英国的所谓“习惯法”也是对社会习俗的尊重。而普利兹克奖所奖赏的楞形-硬边-非装饰的抽象建筑，事实上是少数所谓“精英”对社会百姓的专制暴政。

在美国文化势力的推动下，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像瘟疫那样在全世界蔓延。

但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并没有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建筑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对其提出了批评。英国建筑批评家詹克斯尖锐批评这种楞形建筑像“鞋盒子”、“文件柜”，导致了“建筑形式贫困化”和“城市环境恶化”，甚至宣告：“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亡。”詹克斯高度赞赏“中国的园林空间”……扬·盖尔也直率批评了好几位普奖得主，如福斯特、库哈斯和盖里的作品，甚至称那些忽视“人的尺度”的建筑师是“鸟屎建筑师”或“国际妓女”。法国民众也痛恨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以致要“绞死建筑师”……需要澄清的是，就像西方“当代艺术”不是时代意义，而是种类意义，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也不是时代意义的“现代建筑”，而只是一种种类的建筑，一种类型的建筑。这是一种美国在二战以后在全世界推广出来的建筑形式。

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从审美、形式的丰富性甚至实用性上看，毫不优越于古希腊建筑，更不优越于中国传统建筑和中国园林建筑。至多只构成一种建筑种类的意义。

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建筑种类，可以在中国文化审美标准下，以中国文化精神为主导，为我所用。中国人从来不拒绝洋为中用，但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中体洋用。可悲的是，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降，中国接受西方社会进化论，开始了全面文化自我否定，文化自卑、自虐、自宫，全盘西化，这种楞形建筑便成了一统华夏大地的主导性建筑了。

文化自卑 邯郸学步有人会说，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是与钢、玻璃、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相匹配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要求。或者说，是工业化的功能主义，要求这样楞-硬-非装饰的建筑。完全是伪逻辑。

其实，钢、玻璃、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可以与世界各地域的建筑形式相融合。巴黎的大宫和奥尔赛火车站（如今的奥尔赛博物馆），主墙是大理石的传统风格建筑，穹顶是玻璃和钢铁架构，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材料完美结合。米兰大教堂旁的商廊，也同样是古今融合。英国的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甚至用玻璃和钢铁架构建了一个哥特式建筑。法国巴黎的地铁站出口门，竟然把钢铁铸成植物形状……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一个非常热爱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了许多所学校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材料完美结合。其中最着名的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他在规划燕京大学校园时，非常注重整体规划，设计了石桥和塔——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谁能想到，今天北大校园建筑里最有文化底蕴、最精华的部分，竟是一个老外设计的。诚然，当时英美新教教会在中国大建学校，为了伪装自己更好地进入中国传教，不那么凸显文化差异，有意把学校设计成中国风格。但墨菲的确是非常热爱中国建筑，真心实意作这样的设计。

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建筑师，也没有像今天的中国建筑师那么文化自卑。他们在南京等地，留下了一批相当像样的建筑。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建筑材料上，而是出在设计师的文化观念上。如果你文化自信，热爱自己的建筑文化和建筑形式，那么，使用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没问题。如果中国建筑师有充沛的文化底气，热爱中国的建筑种类、类型（中国传统建筑是人类建筑文化中最伟大的种类或类型之一），必然可以从中汲取无限的灵感，做无限丰富的变化和延伸，设计出既有现代材料又富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建筑。

但是，今天的中国建筑界众多建筑师，不认自己的建筑为建筑，只认人家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是建筑。他们没有自我，只会把普利兹克奖得主、“世界建筑大师”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毫无灵感地跟在人家后面拙劣模仿。库哈斯、盖里等人屡屡在中国得手，几乎都是洋奴们宠出来的。

这些没有文化灵魂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当然没有元气，当然只能是一些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货色。

最近，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最后入选的四位建筑师，清一色是外国设计师，其中三个是普利兹克奖得主。令人悲哀。普利兹克奖评委们，是一个小圈子，是一个玩自己游戏的同道俱乐部。普利兹克奖所奖励的建筑风格，表面看来似乎多样，但其实大体统一（同一）——楞形-硬边-非装饰的风格。西方“当代艺术”呈现的“同质的多样性”，在当代建筑界也一样：世界各地“现代建筑”仿佛多样，建筑师仿佛也属于不同国别，但搞的建筑都是“同质”——同一的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美国式建筑。

普利兹克奖获奖者主要是欧美人士，尤其是新教国家人士。我曾说，西方“当代艺术”代表了一种北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以美、德为轴心，英、荷、瑞士等新教国家为主导。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也代表了北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所以，迄今为止的34届普利兹克奖，大多数获奖者都是新教国家人士，有近20位。其中最多是美国人，有8位。之后是 “归顺”新教审美的天主教国家人士，如法、意、西、葡，以及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最后点缀几位亚洲人士。一位是伊拉克裔，但入了英国籍。一位华裔，也入了美国籍。还有若干日本人，以及中国王澍。

所有普利兹克奖得主都必须归附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美国式建筑。你归顺人家，加入到了这种统一、同质的“国际主义风格”，人家才会给你一块糖。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来仰望这块高悬于主人之手的糖，或骨头？

“王澍基本不懂建筑”

本人一直不欣赏王澍的设计。我在2003年写的《应当绞死建筑？》一文里，已经不点名地批评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用中国青砖装置一堵墙，也称表达了‘中国建筑空间文化的智能与神韵’。欲加之意，何患无辞？”有的年轻建筑“精英”，“本是西方现代楞形建筑的铁杆信徒，却也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幡：那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伪子孙。”指的正是王澍。

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靠杂耍中国文化符号在西方走红，如法国H先生做一个大药葫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做指南车，美国C先生玩火药和占卦算命，还有X先生玩印刷术和文字……同样手法，王澍也只是在杂耍中国建筑符号。王澍两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一次是搬一些中国青砖去，另一次是运一些老瓦片去。中国人要在美国人的场子里露头角，无论搞“当代艺术”还是建筑，都得顺着人家，表面上装潢一点自家土特产，但玩的形式必须是人家的。

王澍在建筑上披上一点中国的表皮符号，号称“批判的地域主义”。但他根本的建筑理念是楞形-硬边-非装饰的西方“现代建筑”。中国符号只是一种伪装，骨子里是铁杆的西方楞形建筑价值观。

王澍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区，一期工程的主体建筑都是楞形-硬边。中央是一个孤立突兀的炮楼，旁边是一个钢架断头桥。还有一个极简主义楞形的展览馆，像一节过度加长的封闭集装箱。没有窗户，进深短而上下高，完全不适宜搞展览。校区许多建筑的外立面，架了几层老瓦片的披檐，挡光又不实用，与北京街头现代大楼顶上建几个中国式亭子一样恶俗，或如同一个画家在画面上写几个中国书法字，就说是表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一样浅薄。二期工程更是没有统一的规划，一堆建筑群没有整体的建筑风格，一座楼一个样。形形色色的楞形-硬边中间，夹几座披中国砖瓦外衣的房子，杂乱无章。尤其，新校区建筑非常不实用，学生老师对校舍的抱怨不绝于耳。没有窗户或缺少窗户、迷宫、断头路道……一次，在我给两百位中国美院硕博研究生上课时，有位同学问我对新校区建筑怎么看？我说：“二期工程就是一堆垃圾！”结果全场响起一片热烈掌声。可见生活于其中的“居民”并不认同王澍“世界水平”的设计。

他设计的宁波美术馆，也是一座楞形建筑，同样不实用，工作人员一片抱怨声。展览空间过高，空调成难题。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又过小，压缩在一个很逼窄的空间。美术馆正面外墙的杉木板，没用几年已开始风化漏风……就像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直接抄搬西方“当代艺术”，王澍的建筑设计也基本上是模仿西方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的“大路货”，多多拼凑、抄搬人家的痕迹。中国美院新校区一期建筑里，水泥墙体正面用木板门面，明显与美国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院大楼的木板门面雷同。

据说成为王澍获奖的主要作品，宁波历史博物馆，一座堡垒式的歪楞斜角的东西，除了中国砖的表皮，放到西方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里，并无新意。尤其，堡垒式、头重脚轻、窗户细小的形式，明显抄搬布劳尔设计的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只是把人家的倒阶梯形，换成倒斜形。

克莱尔曾批评：“布劳尔设计的惠特尼博物馆，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或未来的布鲁塞尔现代艺术博物馆，整幢楼显然像一座碉堡、城堡或混凝土掩蔽工事，自我幽闭，自我掩盖（《论美术的现状》）。”可见，王澍把博物馆设计成“自我幽闭的碉堡、城堡或混凝土掩蔽工事”的理念，也是抄搬自西方，哪怕在西方已经过气并受批评。

但王澍的母校、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老教授郑光复先生亲口告诉我，说王澍“基本不懂建筑”。我的理解，光复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王澍缺少以“人的尺度”来做建筑设计的基本功。一个建筑师首先要关注的，应是“人的尺度”，是居住者生活于其间的舒适。而王澍恰恰在这方面“基本不懂建筑”。

王澍喜欢表示崇尚中国文化，平素以中国“文人”自居，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命名为“业余”，意在表示他的“主业”是文化。这是王澍最具欺骗性的一面，确也蒙住了不少人，在此不得不作一些说明。

王澍确是读过一些中外的书，但是他的理解是夹生的，他的文章也是夹生的，引用杂乱，不堪卒读。他没有进入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维度，根本不懂中国文化艺术“中和之美”的根本精神，不懂中国建筑文化里极其重要的“风水”观念。他没有意识到，他那些愣头愣脑、歪角斜边的东西，都是与自然和谐的中国“风水”精神犯冲的，在中国风水观里，都是凶灾不吉利的。

他在建筑中装点的旧砖瓦，不过是一些脱离原先母体的建筑尸体碎片，没有生命气息，仅仅是建筑最肤浅的表皮而已，并不体现中国文化的氛围和气场。

最要命的是，他缺乏一种规范或起码的逻辑思维。他的思维和表述，充满牵强附会，会把两个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牵扯到一起。库哈斯辩称央视大楼是一个美妙无比“连续的巨环，自我运转不息”，甚至“与故宫的审美相一致”，这样的诡辩术，王澍是有过之而不及。

他最早的一个设计是苏州某学校的图书馆，是一座标准的楞形-硬边建筑，但他坚称其灵感来自苏州园林艺圃。工作人员抱怨迷路，据说他是根据中国的影壁原理。中国的影壁仅仅具有遮挡外人目光的功用，方位明确不会让人迷路。王澍要在实用功能性的建筑空间里玩迷宫性，显然是对中国影壁功用的附会理解。

宁波历史博物馆建筑设计的正式介绍中有：“公共空间永远是多路径的，它从地面开始，向上分叉，形成一种根茎状的迷宫结构。”王澍不懂得，在中国的园林空间里，的确可以是多路径的。但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功能性建筑里，观众明确自我定位是首要的功能。中国园林空间又被夹生歪用了。

介绍中还有：“山的物性是它（博物馆）唯一要表达的。上半段开裂为类似山体的形状……作为一座人工山体来设计，这种思考方式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统。”天晓得，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哪有头重脚轻的倒立山体？中国哪里有把建筑当成人工山体来设计的？更何来“漫长的传统”？如果说假山是人工山体，但并非建筑……这已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真正的忽悠了。

这座造价2.5亿元的博物馆，王澍先生称使用旧砖瓦是“节约了资源，体现了循环建造这一中国传统美德”。是不是有些夸大和矫情？博物馆外表是砖瓦水泥的灰色（水泥灰色在西方当代建筑中比比皆是），说是“体现宁波地域的传统建造体系，其质感和色彩完全融入自然”。是不是也很牵强？

王澍设计，只是杂耍中国文化而已。披的是中国文化的表皮，表皮下面是西方的楞形建筑。他获普利兹克奖，一点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认为，西方把普利兹克奖给了王澍先生，是因为王澍先生的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那是莫大的误解。人家看中的是内里，而不是表皮。

王澍奉行的是西方现代建筑的理念：建筑是建筑师个人的作品，建筑以追求个人风格、形式的怪异、概念的离奇为至上，与当地社会文脉背景无关，建筑的实用性可以被无视或忽视，“人的尺度”可以被无视或藐视。这样的理念完全是“反建筑”的，违反了建筑的根本要义。普利兹克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鼓励这样的理念。

勿再迷信西方大奖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崇尚的是一种“中和之美”。

中，即中庸，不过分。和，意味阴阳对立、变化、呼应、运动、激荡……但依然和合，丰富而圆融。天安门城楼，是这种中和之美的建筑典范。墨菲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中国建筑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国的建筑形式非常丰富，空间分割非常自由。顺自然，重人性，达到极高的智慧。中国的园林建筑空间，不仅关怀人的生活起居的舒适，还注重人的审美享受和情操陶冶，将园林设计成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空间，可以说是最关注“人的尺度”，是最人性的。郑光复先生花十年心血，着成《建筑的革命》一书，对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有着极其精深而精辟的分析。有心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一定大有获益。

郑先生自己饱读诗书，在《建筑的革命》一书中，古典诗句和词句，信手拈来，或作为总结，或作为点睛之语，妙语成珠。他自己在建筑设计中，非常注重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他生前最后一个建筑设计，是浙江长兴的大唐贡茶院。他告诉我，为设计这个建筑，他花在文史典籍考据上的时间，要超过建筑设计的时间。我去看过这个大唐贡茶院。整个建筑完全融合于当地的地形和竹林之间，透露着令人怡然的“中和之美”。没有“现代建筑”的凌厉楞形及其“对自然的侵略”。整个建筑既有考据出来的唐代建筑之风，又有现代建筑材料的构架。这样的建筑，才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可叹故人已逝，风物长存。

普利兹克奖或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们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央视大楼就是一例。

中国建筑界是洋奴的重灾区。中国众多大学的新校区，都是清一色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无数中国的中小学校舍建筑，还有无数的中国城市建筑，也大规模的是这样风格的建筑。当今中国人生活起居、面对目睹的建筑景观，压倒性的是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而中国自己的建筑种类和类型，慢慢被湮没于无影，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精神慢慢被消解于无形。这种楞形建筑，直棱直角，在中国人的日常景观中到处给人硬邦邦的感觉，散发着戾气。

这次普利兹克奖给了一位中国人，建筑界的洋奴将更加挟洋自重，更将对中国建筑界发生灾难性的影响，使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更加在中国泛滥。

普利兹克家族与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巨富后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洛克菲勒家族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被称为“民主和自由的堡垒”，普利兹克家族设立建筑奖，也有意识形态的旨意。那就是弘扬美国文化，以“当代”和“国际主义”之名，将其推广于全世界，消解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化。

最近这些年的诺贝尔奖，应该可以让国人清醒，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是什么货色。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也是同样标准，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最高建筑奖，而不过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

中国的建筑师们不能再继续迷信普利兹克奖了。伟大的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自然变幻、天人圆融的中和之美，才是当今中国建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